历代帝王庙山门（左图）作者/供图

要说北京历代文史底蕴最集中最厚重的地方，非阜成门内大街莫属。这里有辽金元明清和民国初期的各类建筑遗存，以及现代名人故居。行走其间，很自然地就能感悟到历史的深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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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东向西，打头的是西四十字路口西北角的元大都下水道和清代转角街楼。下水道在转角街楼（今新华书店）的下面，1980年被发现时，南北长约10米，宽约1米，深约16米，形制如初。不知当年粗通文墨的工匠们有心还是无意，至今里面还留有元代致和元年（1328）石匠刘三刻下的文字，算来已近700个春秋。我曾特意进书店，想实地瞅瞅下水道是个啥样，一问，店员说：“就在这屋子下头，封着呢，您看不见，我也没进去过……”

转角街楼建于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，是清廷为博慈禧欢心，在其六十寿辰时，特意在路口西北角和东北角修建的楼，以彰庆典。后因甲午战败，老佛爷焦头烂额实在没了心情，才不得不改在宫中做了寿事，这俩儿楼也就没派上用场。如今，西北角的楼是经过落架大修后的清代建筑，东北角的楼是20世纪80年代拆除旧楼后，仿盖的当代建筑。

元时，这十字路口一带是商贾云集的“西市”，至明清，更是五行八作店肆林立，有马市、羊市、猪市和至今仍沿袭旧称的缸瓦市，以及羊肉床子、猪肉杠……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，这块儿还有座西安市场，地点就在今糖房胡同与西四东大街之间。明代，这路口还是朝廷处斩要员的刑场，如兵部尚书于谦、袁崇焕、右侍郎熊廷弼等就都是在这儿受刑的；入清，实行满汉分居，汉人不得住在内城，刑场才挪到宣武门外菜市口。

西北转角街楼的西边是弘慈广济寺。其前身是金代的西刘村寺，彼时，这里是金中都崇智门（今佟麟阁路南段）外的一片阡陌之地，远非后世繁华景象；元代改称报恩洪济寺，后毁于元末战火。至明，由英宗重建，宪宗赐名“弘慈广济寺”。清时，顺治、康熙、乾隆都曾摆驾庙中拈香礼佛，留下诸多文墨；宣统成年后，已无龙身帝号，也曾来此参拜过。1912年，孙中山先生在寺中会见京城各界人士，提出汉满蒙回藏，红黄蓝白黑，五族共和的政治主张，并发表了“政治改革，五旗一家，不分种族”的演说，经此，寺誉大振。20世纪30年代，寺院失火，后依明制重建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国家十分重视宗教工作，1952年由政府拨款，再次进行全面修缮。次年，新成立的中国佛教协会设会址于此，遂为中国佛教中心。1966年，寺庙曾遭到严重损毁，后于1972年修复。

广济寺在佛教界声望极高，是国内外法门高僧弘扬佛法的学术交流地，每逢寺中举办佛事法会，庭院禅堂信众云集；鬓白翁媪坐团蒲，青丝儿女手合十，道场一片虔诚肃穆；说法论经极致时，道禅轮诵，天花乱坠，地涌金莲。一日，特去探访，有位僧人看我读碑识文很是投入，便主动给我讲解赑屃碑上的刻文纪事和各式香炉的掌故源流……感谢之余，我注意到身边的几位僧人正在娴熟地摆弄着手机，远处山门内亦停放着多辆住持、方丈们不同档次的代步座驾；不觉感到佛愿自在心中的弟子们亦与时俱进，佛语口头禅中的“南无阿弥陀佛”融入了时代气息。

西行不远便是建于明，清重修的历代帝王庙。山门外原有三座小石桥和东、西各一座牌楼（均已不存），其中一座牌楼1954年拆除时，把琉璃瓦、木卯榫等构件保存了下来。2003年，古建部门按明清营造例则，原汁原味地将其复建在首都博物馆的一层大厅里；我曾去看过，还原得还挺地道。

不知为啥，庙里只有钟楼，没有鼓楼；这种规制，一说是皇家庙堂，只能有象征朝阳的晨钟，不得有预示夕阳，与帝祚永延相悖的暮鼓，真伪，待考。景德崇圣殿是庙中的主体建筑，殿顶原为绿瓦，清重修时改为黄瓦，等级顿与皇宫同荣。抬脚迈过包着铜皮的大殿门槛儿就走进了历史，里面祭祀供奉着三皇五帝和188个历代帝王的灵位，头一个是太昊伏羲氏，末一个是在位时，非正常死亡的愍帝——明思宗崇祯；但从不入祀秦始皇嬴政和隋文帝杨坚。

细琢磨，这庙实际上就是另一种形式的集体帝陵。除建筑形制折射出的文化心态外，其内容，集中体现的是汉承秦制，萧规曹随；事有成败、情无是非的帝王专制集权思维，以及由此而派生的看似无形，实则却极为顽固的习惯势力与传统的社会心理；说得学术一点，就是自古一脉相承的皇权思想和与其相对应的政治文化诉求。

辛亥革命后，殿宇废弃荒芜了20年。1931年，香山慈幼院女校迁至庙中办学，新中国成立后，是北京第三女子中学，1972年改叫北京第159中学，2003年，为保护古建及文物，学校迁出。

庙的西墙外，是一百多年前（1918），由中国人自己筹办兴建、领国内风气之先的第一家现代化医院——北京中央医院（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白塔寺院区）。创建人暨首任院长是我国现代医学先驱、鼠疫防控学家、广东台山人伍连德博士。因其有留学英德法的从医经历，故而专业视野开阔，建院时，从设计规划到筹建施工，乃至采购设备及开业管理等各项工作，都结合国情进行多方比对，且事无巨细皆亲力亲为；由于是内行人干内行的事，成效显著、事半功倍，这在那个年代实不多见。

就创建医院本身的意义而言，在当时是“开国人创建新式医院之先河，衔中西文化交融之美誉，缓京华乱世医道之危困”，而这在百余年后的今天看来，除了其承载的近代医学理念之外，还逐渐显现出了它的历史与文物价值。如，2018年，它那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，入选第三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；2020年还在主楼南门外台阶下的西侧，立了一块“中央医院旧址”的文保标识牌；2022年初，又将建院时的院徽标记在西直门院区门诊大厅地面上，并以电子屏幕的形式在墙上滚动播出；院徽由英文Central Hospital（中央医院）的大写首字母C和H重叠而成，将其顺时针旋转90度后，就是一个体现医学理念的病床床头等，就都说明了这一点。

妙应寺山门及白塔（右图）作者/供图

继续西行就是建于元代的妙应寺（白塔寺）。站在山门外，就能看到寺内那座形制高大的白塔。在元以前，这里是辽代幽州陪都南京城（今白纸坊桥一带）外的东北郊；1096年，辽人曾在这里建了一座后来毁于金元战火的佛舍利塔。到了元代，尼泊尔工匠阿尼哥受忽必烈之命，在辽塔原址上，重新修建了一座造型工艺“制度之巧，古今罕有”，通体白色的新塔；即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座有着700多年历史的元代遗存——妙应寺白塔。明清时，京城人有来此转塔的习俗，如“岁元旦，士女绕塔，履屣相蹑，至灯市盛乃歇”（明《帝京景物略》）。

1968年，我曾路过塔东侧的夹道，阵风吹过，传来塔上清脆悦耳的风铃声；仰视，塔身灰白，本想进去看看，但不开放。50多年后，我再次来到东夹道，仍仰视，塔身洁白；风过处，记忆中的铃声依旧。此时白塔已是京城著名的旅游景点，在塔下游览的人群中，间或有神情肃穆的信众虔诚地绕塔转走。转塔或绕佛修行，是信众为祈愿功德，表达心中对神佛的恭敬，而衍生的一种反映心灵寄托的行为方式；我虽不信佛，但很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，随即给他们让开了道儿。

再往西的宫门口二条19号是鲁迅故居。1924年，囊中羞涩的鲁迅举债买下了这座袖珍四合院。在这里，他写下了很多名篇，其中，散文《秋夜》开篇语“在我的后园，可以看到墙外有两株树，一株是枣树，还有一株也是枣树”，说的就是这里。

1965年，学校结合教学，组织我们到这里参观，依稀记得进大门后，左拐几步是个很小的院子，北房、南房、东西厢房一如逼仄。北房西山墙外是条通往后园的小夹道，绕过去后，就是同样狭窄的后园。那两株枣树早已不在了，语文老师说，树不在而文韵存，鲁迅先生要写成“一株是枣树，还有一株也是枣树”，而不直接写成两株都是枣树的用意，是因为按照一般的思维习惯来说，既然前面已经写的是株枣树了，那么，后面的那株就应该不是枣树，但结果却恰恰相反，还是枣树。这就是作者让读者在阅后产生回味时，反倒印象深刻的一种写作手法。

半个多世纪后，我再次去鲁迅故居时，形制依旧，原汁原味儿地被保护得相当完好，如同近百年前。

千载风物今犹在，往故拾零走街头。读者如有兴趣，不妨实地感受一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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